?    字仲义，号曼陀，杨通乡人，1904年3月生。

    父代益，母冷氏，颇有文化教养。徐代益办起私塾，请来塾师。徐永弟被关进书房。枯燥的四书五经远远不能满足徐永弟旺盛的求知欲。他捧起了侠义小说。书中那些“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”的侠客形象吸引着他，他爱不释手，常常废寝忘食。看到那些为非作歹的人，徐永弟竟急得号啕大哭，发誓道：等我长大有了力气，一定要铲除人间不平事！

    随着年岁的增长，徐永弟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。父辈念叨的苏秦悬梁刺股，他由敬佩而渐趋于鄙视。在无边庵读高小时，作了一篇题为《狂也疯也悬梁刺股》的文章，对这位士大夫阶级引为典范的读书迷进行了辛辣的嘲讽。

    1924年，徐永弟以优异成绩考入大竹县立初级中学第七班。这时，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已经建立，马列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，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。徐永弟看到了古老国度的锦绣前程，看到了救国救民的光辉大道。他写诗作文，满怀豪情地宣称：“书斋中有何功业？男儿当舍身革命！”他撰写了《自祭文》、《亡友徐君永弟》等，表达了“舍身革命”，义无反顾的坚强决心。

    1927年春，徐永弟毅然背井离乡，前往武汉。

    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，武汉成为革命的中心。徐永弟和一批陆续从上海等地转移到武汉的大竹籍青年，汇集在武汉四川会馆，学习《共产主义的问答》、《剩余价值论》、《唯物史观》等著作，并参加了由游九川、郭子权等发起成立的“社会科学研究会”（一说“学术研究会”）。马列主义基本常识拨开了徐永弟心中的迷雾，也培养了他继续钻研革命理论的浓烈兴趣。不久，徐永弟便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。他如饥似渴，孜孜不倦，努力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自己，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实践“舍身革命”的庄严誓言。

    武汉的1927年，也算多事之秋。汪精卫集团的反动倾向迅速增长，围攻革命组织，残杀革命人民。面对反动派的屠杀，徐永弟毫无惧色，充满着必胜的信心。学习之余，他投身于武汉的工农运动之中，宵衣旰食，出生入死，忘掉了个人的一切，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，并且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

    1927年7月“宁汉合流”后，徐德、徐永弟等在武汉无法立足，被迫于8月相继返回大竹。下旬，中共大竹特支成立。不久，特支改成县委。徐永弟由团转党。

    1927年夏秋，大竹“军团冲突”爆发。中共四川临时省军委认为军团冲突“是在四川首先爆发农民暴动的绝好机会”，“省委很坚决地决定在大竹举行一次农民的武装暴动，命令大竹全体同志在省委特派员指导下切实执行 。为贯彻省委指示，中共大竹县委选定当时五区的杨通乡为武装暴动的据点，派徐永弟到五区组织农民协会，开展农民运动。徐永弟走村串户，访贫问苦，领导农民抗租抗粮；不辞艰辛，夜以继日，足迹几乎遍及五区各乡。短短几个月，杨通一带的农协会员发展到1000以上，并且建立了党的杨通支部，徐永弟任书记。

    当时的大竹县委，十分注重掌握枪杆子。县委书记徐德打入县团练局，担任壮丁联合会的总指挥。徐德以他卓越的军事才能取得了团练局长张载之的信任，遂向张载之大力举荐，由共产党人徐光和担任了杨通乡的教练长，徐永弟负责练丁的政治工作。徐光和、徐永弟按照无产阶级军队的要求训练练丁，在练丁中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。练丁的阶级觉悟和军事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高。这样，杨通乡的练丁队伍，实际上为党组织掌握。

    徐光和、徐永弟以练长名义发行乡公债券，千方百计筹措活动经费。

    这期间，徐永弟已被选为县委委员，负责领导全县的农民运动。他在实践农讲所学到的理论与策略，大宣传、大发动。不长的时间，杨通乡、高家坝、新镇铺（属邻水县）以及乌木滩、永兴场等地的农协会员，总计达5000以上，并且积蓄了部分武力，在永兴场，王仕道（子若）等甚至打出了镰刀铁锤旗。

    然而，县委还没有建立起一块可以与国民党地方政府抗衡的根据地的时候，县委的工作已经暴露，杨通的工作已经暴露。农协会的镰刀铁锤旗招来了国民党的密探，徐永弟等发行乡公债券也被地主豪绅多次告发。1928年8月，大竹县县长陈石渠下令搜捕共产党人。徐德得到这个消息，立即布置转移。徐永弟、徐光和等被迫撤离，苦心经营的杨通苏维埃，旋被扼杀在摇篮中。在中国军事博物馆珍藏的1927年至1931年各地工农武装起义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与发展形势图上，大竹地区插着一面象征苏维埃的小红旗，记录着大竹地方史的这一壮举。

    徐永弟背井离乡，萍踪浪迹，“舍身革命”，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。

    1928年初秋，徐永弟来到成都，入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。他一面读书，一面参加学生中的革命活动。当是时，在重庆遭到破坏之后的党、团省委机关正在积极恢复。徐永弟终于找到了党，并参加团省委的领导工作。他奔波于成都、自贡、荣县、威远、乐山、犍为、宜宾、泸县、重庆等地，为各地党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做了大量艰苦工作，先后担任过共青团自贡特支书记，党的郭家坳区委书记，党的自贡中心县委工运负责人。

    1929年冬，团省委派徐永弟到重庆，担任共青团江巴县委书记。当时的重庆，政治环境险恶，生活条件艰苦。徐永弟没有社会职业，只能靠组织上发给的每月6块银元勉强维持生计。吃，在城门口，码头边的小摊上，400钱一个“帽儿头”，50钱一碟咸菜，再喝点不要钱的汤，日复一日地对付着辘辘饥肠。住，徐永弟和余国祯、徐庆坚等挤在铁板街一间不过10平方米铺房的楼上，靠梁处尚可站直身子，别处便只能躬腰驼背，蜷局而行。工作归来，三人合睡一张床，合盖一条被。

    小屋里，还有团县委的一个手提式印刷厂——一块钢板，几张蜡纸，一小筒油墨，一块楠竹片，一支被视为宝贝的铁笔。写的印的不论多少，一定要在第二天清早完成。夜深人静之后，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三个人都在紧张地工作。徐永弟是深度近视，他紧握铁笔，头埋得很低，全神贯注，一笔不苟，常常通宵达旦。

    当时的重庆，城区较小，郊区没有公路，两江在近黄昏时便要封渡。团县委的工作范围，远及南岸、江北、磁器口；出席支部会已够跑的了，如果发动一场斗争则跑得更勤。只要工作需要，不论白天、黑夜，不论晴天、雨天，不论路途是远、是近，都可以看见徐永弟那瘦小的身影。

    1930年后，刘湘的反共特务组织——21军特委会在四川横行；“反共自首”政策的实行，又威胁和引诱了大批意志薄弱的人下水。省委和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。1931年3月，重庆寮叶巷二号省委秘书处遭到破坏，省委迁往成都，后在重庆成立了川东特委，下辖重庆等40余县市；8月，川东特委撤销，成立了中共江巴中心县委。徐永弟受命于危难之际，先后担任了中共川东特委宣传部长和中共江巴县委宣传部长。

   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，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，群众的斗争情绪也日趋低落。徐永弟敢于藐视敌人的白色恐怖。他向特委提出，党的活动不能仅仅局限于贴标语、发传单，要搞规模较大的集会，纪念劳动节，震撼敌人，鼓舞群众，扩大党的政治影响；他表示，组织游行，登台讲演，他去！特委考虑到两江阻隔，又是夜间行动，党、团支部很难集中；要是敌人阻断交通，进行搜查逮捕, 党、团组织将遭到更大损失。详细分析了这种纪念活动的得与失，特委未敢贸然决定。

    为了给党的活动培训一批坚强骨干，徐永弟和重庆市委书记马如龙商议后，决定开办一期临时团员训练班。1931年端阳节后不久，团训班终于在临江门外打金坡一个所在开学了。陈震负责十多个男女的食宿等后勤事务，徐永弟和马如龙分别给团训班讲课，满腔热忱地培养新生力量。这个训练班的学员，后来大多成为重庆工人运动的骨干。

    重庆南岸王家沱下游的窍角沱，有一家有日资参加、并由日本人任厂长的又新丝厂。中共江巴县委成立后，分析了重庆当时的工业和职工运动状况，认为又新丝厂工人比较集中，工人受剥削和迫害最深，工人运动基础较好，因此决定派徐永弟到又新丝厂进一步开展工作。同时，军支书记李惠康也介绍了共青团员邓继文等进厂工作。徐永弟和工人打成一片，在闲谈中启发工人群众的阶级觉悟。很快，徐永弟掌握了不少情况，并且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。在历次斗争中秘密发展的十多名党团员，逐步恢复了党的关系，党的力量日益壮大。徐永弟及时组建了党的支部并兼任支部书记，形成了坚强的领导核心。徐永弟常常出现在工人当中，不时召开党支部大会，分析形势，研究对策，引导斗争不断向纵深发展，并把又新丝厂的斗争与全市的斗争紧密结合。又新丝厂的斗争和徐永弟的名字，载入了重庆工人运动的光辉史册。

    1931年秋，中共江巴县委根据省委指示，千方百计地筹措枪支，以发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。徐永弟为此四处奔波。这时，由叛徒组成的武装侦缉队正在四处搜捕共产党人，革命者随时都有可能落入魔爪。已经接任了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的徐永弟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并且抓紧了对党员的气节教育。

    1932年1月9日黄昏，徐永弟和军支书记李惠康正在凤凰台街茶馆里商讨工作，武装侦缉特务闯来了。两人同时遭到毒手。

    徐永弟被投入大监，敌人严刑拷打。重刑之下，徐永弟大汗淋淋。他怒目圆睁，痛骂敌人；他心潮激荡，纵情高呼：“中国革命必胜！”“共产党万岁！”他痛骂着，高呼着，直到奄奄一息。

    第二天，徐永弟被敌人杀害，年仅27岁。